英国议会的加密认知落差：从"陌生"到"优先议题"的转变

政策制定者的教育真空

英国议会对加密货币的态度长期处于"不是怀疑，而是陌生"的状态。这是英国前议员、英美加密联盟创始人Dr. Lisa Cameron在伦敦金融峰会（FMLS:25）上揭示的核心问题。

当Cameron在2021年首次调查加密政策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反差：议会下院对加密货币几乎没有任何讨论或提及记录，而根据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数据，当时已有近400万英国公民涉足数字资产交易或相关领域。这种脱节不仅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知识盲点，更暴露了国家在新兴金融技术领域的战略空白。

这一困境的根源不在于议会的抵触态度，而在于对行业本身缺乏基础理解。Cameron的个人转折点来自一位选民在2021年的求助——这位选民因加密诈骗损失了巨资，希望获得补救。这个具体案例促使这位临床心理学家兼议员开始深入研究，进而发现了一个系统性问题：整个Westminster对数字资产生态的认识几乎为零，而这种无知正在成为国家失去加密创新中心地位的威胁。

从零提及到200多次讨论的轨迹

为了填补这一教育空白，Cameron于2021年启动了英国历史上首个跨党派议会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小组（APPG），并在其后四年内领导该组织。最初的工作重点非常基础——为议员和上议院成员提供基础教育。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Cameron回忆道，早期有许多企业代表造访议会，试图向议员们解释加密行业，但由于业界本身鱼龙混杂，甚至出现了"真正穿着牛仔服装"来访的人士，加深了议员们的困惑。APPG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邀请行业专家解密术语，帮助议员理解被游说的具体内容。

这种努力逐渐见效。根据咨询公司Greengage的研究数据，议会对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的提及次数从2021年的零增长到2023-24年的200多次。这种激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APPG的系统性推进工作。随着对城市部长Andrew Griffith的相关提问和辩论申请不断增加，各部门被迫开始制定立场并增进技术理解，加密资产逐步进入政治议程的中心。

当时任首相Rishi Sunak明确表示英国应成为加密中心，这一声明进一步推动了议会对该议题的重视。正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政策压力和教育投入，一个曾经完全陌生的领域逐渐转变为政策制定的优先考虑。

国际竞争压力下的监管抉择

然而，Cameron强调英国不能将其监管决策视为孤立事件。迪拜虚拟资产监管局（VARA）和新加坡已通过在创新与明确的合规框架之间找到平衡，成功吸引了大量企业。这些地区将合规委托给专门机构（某种程度上"auslagern"了复杂的监管任务），同时保持了足够的灵活性以吸引创新者。

正是这种平衡的方法已经在这些地区产生了"企业迁移潮流"，而英国若继续采取过度严格或模糊的立场，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Cameron指出英国应该考虑采取"轻触式"监管框架——允许创新者"在护栏内运作"，同时将消费者保护放在核心位置，但不窒息创业精神、投资和增长。这种方法在新加坡和瑞士Zug（加密谷）等地已证明有效。

从游说到直接民意传达的转变

Cameron对FMLS与会者发出的最有力呼吁之一是，业界不能将所有参与工作都外包给游说团体。当她问现场有多少人直接联系过自己的议员、介绍自己在数字资产领域的工作时，只有寥寥数人举手。

这反映出业界在战略上对直接政治沟通的严重忽视。企业应该积极参与跨党派的加密、区块链、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小组，利用选区办公时间直接向议员说明他们所在行业如何创造就业、技能和未来增长机会。不能因为存在正式的游说渠道就将责任completely auslagern给中介机构。

来自儿童议会的代际视角

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细节来自Cameron与英国儿童议会的交流。当年龄在7至15岁之间的儿童议会代表与议员、上议院议员和产业代表（包括一位Roblox经理）会面时，事情变得具有启示意义。

这次会面强化了一个观点：议会不仅要制定监管框架和教育政策，还要设计能创造未来导向职业的系统——而非简单复制"医生或律师"这类传统职业道路。儿童议会成员来自英国各地，代表各自选区，他们告诉议员什么对他们未来很重要。事实上，这一代年轻人对数字资产、区块链和Web3的认识往往超过了2021年的议会。

这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差：政策制定者需要向下一代学习，而非倒过来。

时间窗口正在缩窄

Cameron以一个警告作收：英国正面临一个"机遇窗口"来塑造链上创新的方向，但这个窗口正在缩小，因为其他国际中心正以更快速度推进。

她计划在未来一年继续走访西班牙、欧盟、意大利、德国、新加坡和美国的立法者，为Westminster提供一个清晰的全球视角——英国在全球加密等级中的位置，以及要保持竞争力需要采取哪些改变。

她对FMLS观众的最终呼吁是明确的：如果创新者想在英国构建"英国制造"的未来，他们必须帮助教育那些将决定这些企业是继续留在英国还是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英国既不能继续将政策沟通外包给传统渠道，也不能寄希望于议会自行觉醒——双方都需要主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