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经济下的年轻人：为什么没人对未来感到快乐

美国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这不是因为经济指标看起来很糟糕——许多传统数据实际上显示增长依然存在——而是因为生活现实与官方叙事出现了巨大的鸿沟。从密歇根到肯塔基再到华盛顿特区，民众表达的最一致的感受就是：曾经清晰的人生轨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未来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哈佛青年民意调查的数据触目惊心。仅有30%的18到29岁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会比父母更好。在被问及是否认为持不同政见者希望国家向好发展时，只有35%的人给出肯定答案。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信任与信心的系统性崩塌。

经济与心理的巨大裂口

数据在说谎吗？并非如此。实际可支配收入确实在恢复，GDP仍在增长。但这些冰冷的数字无法捕捉到生活中最关键的三个维度：你能否负担得起参与社会、你是否感到经济安全、你是否正在被系统性欺骗。

住房、医疗、教育这三个领域正在经历所谓的"鲍莫尔成本病"。这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那些依赖大量人力投入、难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服务，其成本增长速度远超通常商品。结果是什么？一个四口之家的医疗保险费用已经达到年均27,000美元，而且还在以每年10%-20%的速度攀升。房价在疫情期间暴涨后再也没有回落，被美联储加息"锁定"的买房梦对许多人来说已经破碎。

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石正在瓦解。即使你"做得一切都对"——努力工作、接受教育、遵守规则——依然可能发现自己入不敷出。这种结构性的绝望正在蔓延。过去，政府通过补贴公立学校、建立低学费州立大学和公立医院来缓解这些压力。如今，这些领域正在私有化，成本转嫁到家庭肩上。一个需要负担曾经由社会分担成本的家庭，怎么可能不感到压力倍增？

信息轰炸时代的认知危机

但经济压力本身还不足以解释当下的深度绝望。关键在于，这些经济压力正作用在一群已经被信息轰炸、注意力严重分散的人群身上。

过去二十年，美国人用于休闲阅读的时间减少了40%，而高达40%的四年级学生缺乏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与此同时，虚假信息和"愤怒诱饵"已经成为了一种赚钱的生意模式。揭穿谎言的难度是制造谎言的十倍，这导致谎言在信息生态中大肆繁殖。

大约50%的年轻人将主流媒体视为威胁。他们不再相信任何信息来源。而当你不信任任何信息来源时，你也就不信任经济数据、官方声明以及制度本身。社交媒体算法、智能手机的永恒诱惑，将人们的认知带宽挤压到极限。人们开始出现"微型自我中心主义"——只关注自己的屏幕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共同责任感崩塌。

这种认知上的过载与经济压力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压力削弱清晰思考的能力，使人们更容易受到欺诈和剥削；而虚假信息和信任丧失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焦虑；这种焦虑又让人们更难以进行深度思考和集体协作。

AI时代的能源困境与就业焦虑

当这一切叠加上人工智能的冲击时，年轻人的焦虑达到了新的高度。根据MIT的冰山指数，大约12%的美国工资来自于AI今天就能更便宜完成的工作，但目前只有2%的工作实际被自动化了。换句话说，能力已经存在，只是尚未启动。

AI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能源危机。数据中心扩张推高了电力成本，带来了停电风险。美国正在能源竞争中落后于中国——后者正在大力投资AI所需的能源基础设施。巴克莱银行估计，2025年美国GDP增长的一半以上将来自与AI相关的投资，但这种增长的收益几乎全部流向了少数人，普通人体验到的只是不断上涨的电费账单和对失业的恐惧。

年轻人清楚地看到：有人通过AI变得富有，有人因此失业，而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何信任一个看起来并不在乎你未来会发生什么的系统？

赌场经济的兴起

在这种结构性绝望的背景下，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赌博和金融投机变成了少数几种能够立即提供回报、甚至改变人生的活动。这正是Kalshi这样的预测市场平台的商业逻辑——将一切金融化，把每一个分歧、每一个不确定性都变成可交易的资产。

这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逻辑的极端演化。当每一次互动都变成一场交易，当每一种观点都能被下注时，形成团结和共识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但更讽刺的是：根据调查数据，几乎没有人真正想要这样的经济。人们被迫参与赌博，不是因为热爱赌博，而是因为传统的上升通道已经堵死。劳动力市场趋紧，财富集中于顶层，正常的致富路径变得遥不可及。赌博成为了一种理性选择——在一个充满剥削的系统中，冒险似乎比遵守规则更划算。

正如学者Whitney Wimbish在《美国前景》中指出的，层层中间商在榨取价值，而几乎没有真正的监管或保护措施。这不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被迫的结构性陷阱。

信任崩塌如何摧毁集体行动

所有这些因素——经济压力、认知过载、榨取性商业模式——最终汇聚成一个根本问题：信任的系统性崩塌。

当人们对民主、机构和彼此失去信心时，集体解决问题就变成了结构性不可能。即使存在广泛共识（确实，几乎没有人真正想要"赌场经济"），我们仍然无法协调一致去改变它。因为我们无法就"应该如何改变"达成一致，也无法信任任何机构有能力或意愿去执行改革。

这就是所谓的"氛围衰退"的深层含义。不是经济数据有问题，而是心理现实与官方叙事脱节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疫情之前，尽管问题存在，但仍有一丝希望。人们相信互联网会变得更好，相信机构会做正确的事情。如今，这种希望已经消散。情绪曲线与经济复苏曲线一直处于背离状态，即使经济基本面已经稳定下来。

打破循环的可行路径

这听起来很绝望，但打破这一循环并非完全不可能。关键在于找到最可操作的环节：

首先，直接降低关键生活领域的成本。让鲍莫尔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再次变得可负担。这需要政策重新投资、公共补贴和监管改革。当人们有更多经济喘息空间时，认知带宽会增加，他们会更不容易受到欺诈和剥削。

其次，严格监管榨取性商业模式。禁止或严格限制那些依赖混淆、成瘾设计和认知过载盈利的商业模式。Kalshi想要将一切金融化？我们可以说"不"。可以禁止对政治事件的预测市场。这关乎激励机制的重新设计。

第三，确保AI增长的收益惠及普通人。目前的体验是"你的电费上升，最终你的工作会被抢走"。如果AI要推动增长，这种增长需要切实地降低医疗成本、提供更便宜的商品、给予人们更多闲暇时间。

最后，铲除裙带资本主义，重建共同的现实感。这需要国家治理能力、一些必要的摩擦、以及在充满技术的世界中对"人性"的理解。

这些都不容易。但关键在于：你不需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改善某一个方面会削弱整个陷阱在其他方面的威力。年轻人失去信心不是因为一个原因，但恢复信心也许只需要在几个关键环节进行干预。问题在于，时间正在流逝，而制度改革的速度远跟不上年轻人失望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