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我聽過最離譜的一場性啟蒙，是在一個死刑犯嘴裡。

我三十歲出頭，還在大西北農場勞改。啥也不懂。同屋有個喂豬的老哥，當過國軍連長，快五十了。他跟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好過，從女孩十三一直到十七。被發現，要毀他。女孩咬死是自願，他沒被毀，改判十年。
公審大會開完，第二天就押他去勞改隊。那晚我倆睡一個屋。我都困得不行了，他不讓我睡。他把被子一蒙，跟我講了一整夜他跟那女孩的事。不是忏悔。是湊到我耳邊，拿煙杆敲著床沿，把三年的事兒全抖落乾淨了，像倒一筐快爛的菜葉子——這輩子最後一筐。
他说他这辈子不冤。反正喂豬，到哪兒都是喂豬。我聽到凌晨，整個人是傻的。不是因為多龌龊。是我活到三十多歲，完全不知道男女之間還能有這一層——就像從來沒吃過糖，你只知道這世上有糖，你甚至能背出糖的化學成分，但糖是什麼味兒？你舔不著。
天快亮時他把煙掐了，说该睡了。他以后不敢讲了。后来我当了作家，写过那么多小说，从没写那个后半夜的细节。不是不敢。是总觉得怎么下笔都不对——他的语气，烟杆敲床沿的节奏，窗外狗叫，我躺在硬板床上听见自己咽唾沫。没法复刻。
他不是在跟我炫耀。他是临被拖走之前，慌慌张张把自己的时间倒进我这只空瓶子里。半辈子的饥荒，都在那个后半夜。